体制对身份认知的约束
体制内的身份符号有其独特的含义，与该体制或组织的核心理念紧密相关。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持续变化、没有明确方向的环境，那么理解或评估其中的概念和思想将变得困难，因为缺乏一个稳定的参照点。缺乏这种稳定的参照，体制或组织就不可能在有意义的信息基础上发展其内在的符号体系，也缺乏对体制内的事物和关系赋予其独特的符号意义。
从心理层面上看，个人的自我认知方式与社会体制和组织的结构颇具相似性——都需要稳定性作为推理和预测的基础。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个体逐渐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基于事物和关系的经验符号体系。这套符号提供了一个随环境变化而不变的参考点，成为了我们的“锚”。这个“锚”帮助我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确定自己的身份、行为以及与他人的互动方式。
对体制和组织而言，研究者能够从数据中提取出集体认知的核心准则。通过跨时空的观察，这些核心准则不断被扩展和加深。即使环境在不断变化，稳定的交互为体制内的成员提供了可靠的规章制度，帮助他们构建、验证新的理念，并进一步丰富理论知识。基于这样的综合分析，成员能够更为具体和深入地研究体制内的符号意义，以及他们在特定环境中所感受到的身份意义。
这表明，身份符号的标准化为个体或群体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参考模式，协助他们进行思考、推断和评判。这种模式使得人们能够更准确地评估选择的可靠性，并预测特定趋势的走向，从而理性地规避潜在的风险。
但另一方面，这种身份符号的稳定性也可能导致体制或个体在决策时存在某种“理性”的偏见（bias）。在特定的体制或组织结构中，身份符号与资源的获得、分配和利用是紧密相关的。约束身份符号可能会为个体带来更多的权益、地位、资源和其他形式的奖赏。因此，从自我利益的角度出发，理性的个体可能会倾向于强化与当前体制紧密相关的身份符号而压抑或放弃与之无关的身份符号，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理解为对身份符号的约束（constraints）。
约束在某种程度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尤其是当这种约束影响我们对身份认知或自我理解时。这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为了构建有序的认知结构，个体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刺激上，而非分散。然而，这种专注可能会限缩他们的认知广度。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界限的，所以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地遗漏了某些信息，而这些遗漏可能会对我们的认知结构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有时超出我们现有的理性预期。
考虑一个与身份相关的简单例子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约束。一个人的身份可以看作是多个角色的集合，而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不总是固定的，可能会随时间和情境而改变。例如，一个教师在学校是教育者的身份，但在家中可能是父母或配偶的身份。如果他同时还从事摄影，或其他艺术活动，他可能会忽视其教育和家庭的职责，从而影响到他作为教师、父母或配偶的角色。这意味着过于分散的身份可能会影响其中某些身份的效能。因此，如果社会期望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同时也期望他在家中尽到职责，那他需要更多的考虑这两种身份的平衡而非他个人的兴趣。
体制通常为了维护其权威和稳定性，可能会对非体制内的身份标识施加某种程度的约束或压制，使其屈服于体制的主导身份符号之下。当这种情况加剧时，体制可能会全面压制与其不符的身份标识，尝试消除身份间的差异。在很多情境中，我们观察到非体制身份标识往往被边缘化或被低估。这不仅是因为体制身份关联着资源和权利，而且因为它与个体的内在归属感和认同有关。在体制内，身份的建构和维护往往是通过与其他体制成员的互动来实现的。约束某些身份标识有时可以帮助加强个体与社群的联系，从而使个体更好地融入社群。
以上述教师为例，虽然这个教师有多重身份——如家长、摄影爱好者或志愿者——但在职场中，他仅能强调自己“教师”的身份，而淡化其他身份，以更好地融入学校的环境。
更广泛地说，体制对身份标识的约束可被视为一种维护和强化现有权力结构的策略。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的身份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身份的混淆或冲突。通过约束和规范身份标识，体制帮助个体确立在群体中的地位，使他们更有信心和确定性地参与社会活动。
在当代社会文化的讨论中，我们常常注意到，相对于主流体制，非体制符号和身份往往被视为次要或边缘。这种看法容易让我们对非体制身份在构建多元化、复杂的身份网络，以及决定非标准身份具体存在形式中的重要作用视而不见。尤其是，在主流体制中，非标准身份常常遭受压迫和扼杀。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它强化反映了体制的内部逻辑与规则，符合体制内部成员的共同期待和认知。也就是之前所说的，在特定的体制内，对身份符号的约束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必须意识到，任何体制，无论多么强大或古老，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这种体制的局限性可从数学逻辑的角度得到深入的阐述。例如，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在数学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告诉我们，任何足够复杂的公理系统总存在一些无法在该系统内证明的命题。这种思想可以类比到社会体制，暗示我们任何体制都无法完美地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有其他观点都在不同角度突显了体制和理性的局限性。比如，康德曾深入探讨过理性的局限性，他认为某些知识超出了纯理性的范畴，需要通过其他手段去理解。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指出过，当面对意义、自由和死亡等深刻的存在性问题时，理性本身也有其局限。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理性本身是一种服务于特定权力动态的文化建构。这些都说明，理性在处理意义和变化方面有所受限。
因此，当我们面对与身份符号相关的动态问题时，我们可能需要超越现有的体制思维，创建一个与原体制有所不同的新体制，或至少开展一种或多种创新的实践，来应对或挑战原有体制的不足。例如，在某个高度竞争、但对多元性包容度不高的行业里，可能需要通过酝酿一个新的、强调多元的文化体制来挑战现有运营体制的单一性和狭隘性。
“注：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是数学逻辑中的两个重要定理。简化后的意义是：在足够复杂的数学系统中，总会存在一些命题，这些命题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反驳，而且这个系统不能自证其一致性。”
社会、文化对身份认知的约束
在探索文化结构的深层含义和其发展过程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到其中不同的层次。从宏观的体制和阶层，到中观的社区、组织和群体，再到微观的互动情境，它们都是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究其根本，是个体之间的交往和相互作用为这些多层次的结构和文化动态提供了生命力。
这种结构化的社会形态不仅反映了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展现出了一种约束力。例如，一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可能会规定某些角色和职责，从而界定了某个个体可以或不可以与哪些人进行交往、分享哪些资源、讨论哪些话题等。这不仅影响了个体的行为，也会深刻影响他们的心理层面，如他们如何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激发自己的动机，以及如何使用特定的文化符号来诠释自己所处的情境。
这种社会和文化约束力也反映在符号使用上。当个体持续关注某一类符号集，他可能会忽视或低估其他符号的存在和价值，导致其对某些社会事物和关系的认识受到限制。例如，在一个高度崇尚竞争和成功的社会中，与合作和公平相关的符号可能被边缘化。这不仅会影响个体对事物的认知，也会对文化的整体趋势产生影响。
文化发展是在社会互动的背景下获得的，因此个体之间互动的一些普遍特征似乎会在文化进化的选择中发挥作用。在个体互动中，身份约束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类型的迹象和符号含义在特定的文化发展里比其他类型更有可能被理解、获取、保留、表现和传播。因为相应的含义在这种文化结构里，更容易被文化载体——也就是个体和相关的体制——选择从而进一步被吸收和融合。也就是说，对身份约束让个体在差异性面前有更大的概率选择某些的选项，这些约束将使某些符号比其他符号在文化进化中更有可能“生存”（即被记忆和传播）。这意味着，在给定特定环境和群体所接受的各种身份符号的约束的情况下，其中一些符号比其他符号更有可能存储在个体的记忆中并传递给其他个体。
认知限制与文化偏见
对个体身份的约束导致其认知的局限性。而“进化”和“认知限制”的结合将有利于某些符号的传递，而不是其他符号的传递。也就是说，“认知限制”导致文化“进化”中产生偏见。
对文化而言，符号，如同宗教图腾一般，是其核心的组成部分。当某一类符号被压制或忽略，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性都会受到影响。一个固守传统、不愿意吸纳新符号的文化，可能会陷入停滞，只是在原有的符号库中重复往复。
以语言为例，当某一文化不再创造新的词汇或忽视外来语言的借词时，其语言的发展和丰富度可能会受限。而一个愿意融合多种语言元素的文化，其语言则可能会更加生动和多元。也会更容易在新的概念和新的思想上找到相适应的表述方法。
文化传承和认知模式可以作为彼此的载体而相互作用。这里，文化传承是迹象或符号的复制者，认知是使它们的复制成为可能的行为。在传承中，文化的演变则是通过思想、价值观和信仰在复制过程中产生的差异而形成的。
在模因（Meme）模型里，人类文化的演变或进化，即某些模式的改变和稳定，主要是由于传播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模因是一种类似“文化基因”、关于文化传播的功能单位。它们是某种特定的人工制品、行为或精神制品的集合，代表一种文化现象。模因通过“殖民”人类思维来自我复制。当它们成功地存储在人脑中时，它们就能确保其在人际交往中的传播。在这个框架中，这种复制的模因构成了文化符号的循环（circulation）属性。
模式的传播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穿透力和选择力。穿透力指的是人们对特定文化内容的关注程度，而选择力是指人们在多种选项中做出决策的能力。
当一类模因具有强大穿透力，而作为模因载体的个人其选择力低下时，偏见在文化传承中就会发生。这是因为模因复制过程本身可能有利于某些迹象或符号而不是它们的变体。例如，特定文化的饮食偏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当某种文化特征在人群中的传播对其后代的采用产生影响时，也会产生偏见。在这里，一种迹象或符号被采用，不是因为内在属性，而是因为在文化父母群体中，它与另一些受青睐的文化特征相关联。
可见，和基因类似，模因也会让文化载体——比如个人或体制——倾向选择那些不威胁其生存的文化标志或符号。对待差异显著或危害自身的迹象或符号，文化偏见会选择通过危及携带模因者本身或降低其模因繁殖成功率等方式来减少模因的选择力和穿透力。
偏见的存在，在缺乏关于特定进化路径的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可能是最佳策略之一。因为，模仿已有成功的个体显然是以最小的认知成本增加成功的机率。然而，这种“理性”的模因过程，就与体制对个体“理性”的约束一样，都可能导致文化发展进入“模仿的死胡同”。当文化偏见的被普遍接受、甚至是夸大时，群体会误判这类模因的真实贡献。然而，这种过度依赖已有模因的策略可能导致文化陷入模仿的循环，失去创新和多样性。例如，当某种“传统”治疗方法被过度夸大其效果，实际上可能仅仅起到了某种心理安慰作用，而忽略了其潜在的副作用。当这种偏见变得普遍并被大多数人接受时，任何与之相关的文化信息都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导致该文化现象反复出现。因此，某类迹象或符号在文化进程里过于频繁的重现有可能是约束在迭代应用中失控的表现。
对面偏见，我们需要更加注重文化的多样性，通过比较不同的传承体系来分析和理解文化的选择和进化：需要考虑包括两或以上的传承体系，以此来观察传承体系之间在没有直接相互作用的领域的进化成效；也就是要强调“比较”模式的重要性。因为“比较”为文化进化受到内在约束的情况提供了一套分析工具，而“比较”所产生的差异，又为文化的演变提供了更多的可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