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
子集群通过个体叙事来构建共识的过程是关于个体如何将其身份体验融入到小型集体的认知结构中。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体经历接受群体“审验”的轨迹，更是个体在认同感萌生与深化中，对自我身份进行再确认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叙事，要想成为群体的某种局部知识，必须经受小范围的筛选与认可。关键在于其内容能够触达子集群成员的共鸣，并获得广泛接纳。为实现上述目标，叙事本身需要可能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这就要求叙事者在叙述中对个体身份的展现有所拿捏，同时保持内容的开放性，以便不同个体能将自己的体验与之对接。通过这种方式，叙事不仅在特定事件或情境中引发共鸣，更能在子集群中激发情感认同，逐步塑造或重塑小型集体的信念乃至影响其道德判断和行为准则。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群体信念或道德准则的形成，并非总是立足于客观检验之上。它们的社会效力往往来自于实践中的重复验证，即群体成员通过共同的或相似的经历而形成的共识。当一个信念如果在群体中产生积极的反馈和结果，即便缺乏事实依据，也可能被视为有效。
在认知层面，这种现象与我们对记忆的理解有着密切的联系。集体的信念系统与我们所称的“语义记忆”重叠，后者指的是我们对世界事实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基于经验和学习。当这些“记忆”经常被激活时，它们可以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知识，影响我们对新信息的解释和旧信息的回忆。也就是说，当个人的叙事内容成为集体的强烈而稳定的信念的一部份时，它也就成为集体认知的“锚点”，为后续的集体的推理、决策提供基础。
在集体认知结构中，特别是当群体依赖于启发式方法时，“锚点”现象的力量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些群体主要基于直觉、经验规则或简化策略来解释和预测未来事件。启发式的应用省去了详尽分析的需求，而是倚重群体的集体经验、情绪响应或内在的认知偏差。运用启发式解释的人们会倾向于不将未来视为一系列抽象的事件，而是将其构想为一组“预期记忆”。这些预期记忆是基于过往的“体验”，它们代表了人们如何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情感来设想未来。在这个层面上，个体叙事不仅影响集体对过去的回忆，而且很大程度上还塑造了他们对未来可能性的感知和预期。
“锚点”的形成有赖于一种集体式的强化记忆方式——重现（recurrence）。通过重现某些群体事件，集体可以反复检验来自个体叙事或其信念中某些假设的稳健性。重现对于一个集体的意义大致如下：
- 不同的假设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逻辑上的、历史上的或文化上的。在重现过程中，这些联系被强化并变得更加明确。
- 这些联系具有一定的频率和可预测性。通过反复重现，某些模式和规律开始显现，使得人们能够预见或预计特定的结果。
- 在不同的重现实例中，通常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加强了信仰体系的内聚力，使得群体中的个体更加容易接受并内化某些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集体式的强化记忆方式同样隐含着推理的漏洞。重现可能会让某些假设的情况变得更令人信服。在解释中使用的假设事实增加了它们的认知显着性，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其在人们认知中的激活概率。比如，通过某些叙述手法，我们可以让一种假设被当作结论从而可以被反复的被核实。这常见于在习俗，把某些假设当作是无法被证实的结论，然后被通过故事和教义反复叙述，这样的叙述就加强了这些假设的真实感，使这些假设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被当作结论来接受。比如，某个被长辈反复念叨的不实内容可能会被年轻人当作事实来接受。
基于经验的快速决策过程往往会因为持续的重复而逐渐固化，为了防止重复单调的叙事和偏见的固化，集群需要接触不同的叙述观点和角度，持续地审视和调整它们所持的信念，建立某种弹性的整合渠道来重现它们的“锚点”。
叙事中的冲突
如果说固化偏见是集体记忆的一大威胁，那么另一个威胁就是独特的叙事在集体记忆中被压制或消失。
当个体试图将自己的身份叙事扩展到更大的社会环境时，叙事内容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小型群体或子群集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了对彼此身份叙事的深层理解和共鸣，成员不仅更易理解对方的叙事内容，而且对这些叙事与自身如何相关表现出更大的关心和投入。然而，这种深度的互联互通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是难以复制和维持的，尤其是在面对多样化的子集群时，这些群体可能对同一事件或情境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和情感反应。因为特定的子集群，在其时空和文化背景下，会选择特定的叙述。也就是说，在给定特定的子集群环境下，让子集群中的个体接受多种不同叙事，其中一些叙事会比其他叙事更有可能被个体所接受。这时候任何超越个体理解的超级叙事方案（meta-narrative）——企图把个体全部生活都可以融入其中，并且只可以有一个目的——对多重身份者来说都是值得怀疑的。
尽管宏大叙事可能旨在促进团结和建立共同身份，但它会有意或无意压制局部叙事的独特性，尤其是当这些叙事与主流叙事相悖或者挑战了共同身份的权威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或边缘群体可能会感到他们的叙事被边缘化或歪曲，以适应一个更“普遍”的故事。如果群体中的权威或主流观点压制异议或不符合当前叙事的准确信息，这些局部的记忆和知识就可能丢失或被边缘化。在这种环境下，真实的、有助于理解和促进子集群成长的叙事内容可能会被遗忘或忽视，从而导致整个集群记忆的贫乏或偏颇。
因此，对于那些身份复杂、忠实于某些特定子集群的人来说，超级叙事方案往往是不足够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可能导致局部叙事的同质化，忽视了子集群中集体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趋同化的叙事策略可能进一步会导致子集群之间的冲突，因为它强制性地将多元叙事纳入一个单一的、限制性的框架内。
当特定的叙事由于其核心内容而与主流或多数叙事产生根本性冲突时，它的生存就可能受到威胁，特别是在那些不太宽容差异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些情况下，叙事的保存和传递变得尤为复杂和微妙。
将叙事内容符号化或者说“加密”然后再纳入整体叙事中是一种抵抗策略。符号化可以理解为搜索记忆和知识的过程中衍生出的某些假设。这种假设对于序列事件的表示可能仅仅提供了猜想，但如果其属实，将丰富该事件情节的表现，并为该序列的某些特征的存在提供回顾性或前瞻性的解释。这样，符号化可以让子群体在对其叙事不利的环境中保护叙述内容，并为未来可能涉及该内容的对话和理解保留空间。
通过美术、文学、歌舞剧或其他形式的象征性表达，可以将具有争议性的叙事“掩码”或编码。这些形成的媒介通常可以被多层次地解读，并可能避免直接的审查或敌意，同时传达重要的信息和情感。这在人类历史上也常常出现，比如，重要的叙事和知识是通过仪式、故事、寓言或传统的庆祝活动来保存和传承的。这些活动往往具有深层的象征意义，可以在不显眼地保持核心叙事的同时，使其得以延续。匿名的或亲密的集群也是提供类似的空间，让人们分享、讨论并保持他们的叙事。像是宗教的告解通常在一个高度私密和保护性的环境中进行，允许个体表达他们最深层的想法和感受，而不必担心外界的审判或后果。
启发式叙事的理想媒介
上述所提及的集体记忆的两种最主要威胁，即固化与压制，突显了集体叙事在启发式认知框架下的脆弱性。为了对抗这些威胁，整体的叙事需要借助某种媒介（agents）来对群体内的思想和知识进行结构化，从而确保整体叙事的批判性、开放性和多样性。这一过程需要平衡各个子集群的观点，促进一种包容性和广泛接受的共同记忆——“叙事图腾”。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创建一种能够确保叙事内容既稳定又开放的结构。这种应能激发个体构建真实、独特的自我叙事，同时保持群体在面对多元叙事内容时的弹性和适应性。我们可以将这种媒介视为旨在维护一种松散的叙事结构，保证其多样性并抵御固化与压制。
在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可以参考科学领域内的集体记忆构建方式。科学知识，通过其标准化的表述和验证程序，提供了一种“表述-检验”结构，使得观点和发现不仅基于内在的合理性，还需经过外在“检验”程序的证明。也就是说，科学表述强调观察和逻辑推理的过程，依赖于一套既定检验原则（如逻辑一致性、证据依赖、简约性等）来维护其稳定性和合理性。在这个结构下，科学知识的接收者成为了验证过程的参与者，他们通过复述、测试和引用来“重现”科学知识，保证其可靠性。
科学知识是一组陈述，排除所有其他陈述，表示或描述对象。科学的表述中叙述者需要具有叙事的权威，因为接收者不会允许把叙事的权威交给了某个他们难以理解的叙事主体。与之相反，叙事知识不是相对于特定类别的叙述而排除所有其他叙述。它使得与各种叙事对象保持“良好”的共存策略成为可能。
另外，科学知识所指的对象必须可重复访问，并且必须能够被相关的专家确定陈述的真伪。而一般启发式的叙事知识，叙述者不需要考虑其自内容的是否符合某种程序的合法性，它只需要在其传播中让接受者理解和肯定内容的价值。叙述者和接受者在互动中就使得叙事知识达到了“合法性”要求，而不需要依赖于外设条件。与之相对，在科学的表述里，所指对象是易于证明，它不能提供多个相互矛盾或不一致的证据。科学知识不能从它被讲述这个事实本身获得任何有效性，它必须通过争论和证明得到证实。比如，哥白尼指出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无论这个命题是真是假，它都带来一系列的程序任务。首先，叙述者应该说出有关所指对象的陈述，即行星的路径。其次，接收者应该能够有效地同意（或拒绝）听到的陈述。最后，所研究的对象（行星的路径）应该可以通过相应的数据（符号）来肯定或否定陈述。
由此可见，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区别的两大特点是：是否具有某种权威性（或压制的排他性），以及内容是否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媒介中被重现和验证。科学知识要求一个明确的、可验证的、重复性的方法来确认其陈述的真实性，而叙事知识则侧重于各种话语的表达和接受，其重现性并不依赖于对特定对象的重复访问。
对于启发式叙事来说，压制的排他性并不是其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存在某种稳定的媒介能让叙事内容重现并且给予其验证，这就可以大大减少集体叙事在启发式认知框架下的脆弱性，从而加强叙事内容在集体记忆中的存活概率。
这种媒介对于符号化尤为重要。知识的传播需要接收者，否则，无人能理解叙述的内容。如果启发式认知中包含加密或符号化的叙事，这就意味着它们无法充分影响更广泛的社会对话或政策制定。长期下来，缺乏理解符号的个体参与，这些叙事可能面临被遗忘或失真的风险。因此，符号化叙事的策略应该与一个能涉及更广泛群体的媒介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加密或符号化的叙事可以被媒介所结构化，通过特定的程序来复述、测试和引用叙事内容，从而能在困难时期维护叙事的真实性和价值观，并为未来可能的改变保持其内容的弹性。
个人身份符号是否能被更广泛的接收者理解取决于叙事的内容。 符号的理解从来都不是既成事实。 这取决于内容接收者是否认为所提出的符号或象征值得进一步的反思和发展。 符号化的叙事及其叙述者的身份必须得到一群具有（相对）同等能力的个体的理解和认可。在这里，平等的结构是媒介需要的，并且必须被创造。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将“缠绕式镶嵌”叙事模式扩展到集体叙事的框架中。这种“缠绕”模式可能允许多重叙事共存，从而促进了更广泛、更包容的知识共享和理解，而且符号化的“镶嵌”并不要求叙事本身具有排他的权威性。在这个媒介中，叙事的接收者具有（相对）平等的解读和编译符号的能力，决定如何把矛盾的内容以相反的方向进行“缠绕”，同时让具有争议性的叙事“编码”或符号化，然后把“编码”后的内容“镶嵌”在整体叙事之中。不同的子集群，按照特定的“缠绕”模式对“镶嵌”的符号进行解读，以满足其特殊的叙事立场，避免冲突。
这种平等的对待身份符号的态度会取代子集群中亲密关系，而成为一种程序性的媒介。在这个媒介的作用下，叙事的接收者所具备的启发式知识技能能让叙事内容不断的得到更新，适应新的环境。
这种媒介不仅是反制度主义想象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制度主义想象力的延伸。媒介就像制度的一种刹车机制，当制度趋于僵化或过于单一时，它便启动，为多样性和反超级叙事提供了空间。这种媒介旨在消除制度化身份中隐现的真实形象，并通过被符号化的多元叙事模拟各种可能会在未来出现的影子形式的身份。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媒介的大致轮廓：发现或创造差异领域，并用无限多元的身份符号去填充这些领域，同时建立一个全面的，基于对多元知识结构的，符号系统去的检查和理解从多元叙事中提炼出的共性，构建更加包容和代表性的整体叙事图腾。
注：
缠绕式镶嵌结构在知识传递与表达中，特别是对于信息的呈现方式，提出了一个信息镶嵌或加密的概念。这样的隐蔽性实际上是”对话“或”矛盾“双方观点的游离和不确定性的体现。例如，在某一对话中，如果不将整个讨论从始至终完整地跟随下去，可能很难把握最终的结论。这是因为在缠绕式镶嵌结构中，局部信息并不总是能够完整地反映出全局的结论。实际上，局部的矛盾和冲突很难仅通过局部的信息来得出结论。
这与传统的辩证法（dialectics）有所不同。辩证法着重于对立和矛盾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它们会在某一点上融合并达到一种合成。但在缠绕式镶嵌结构中，对于如何从局部信息推断出全局结果，或者如何从局部的对立和矛盾中理解整体的结论，提出了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观点。这与某些复杂系统理论中的观点相符，即一个系统的整体行为并非局部行为的简单总和。
进一步考虑，传统的辩证法中，合成被视为对立和矛盾的必然结果。但在缠绕式镶嵌结构中，结论的产生是一个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的全局过程。这为理性思考提供了更为深入和开放的视角。
最后，缠绕式镶嵌结构强调信息的隐藏和加密，突显了知识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或掌握所有的信息，甚至包括对于某一问题或话题的最终结论。例如，当两位科学家讨论一个尚未被广大群体所接受的新理论时，他们可能使用特定的术语和背景知识进行讨论，这对于旁观者可能就像是加密的信息，难以理解。但对于他们自己，这种深入的、基于共同背景知识的对话有助于更快地达到共识。这就是缠绕式镶嵌结构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