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艺术媒介
“Agent”这一术语在多个学科和领域中均有广泛应用，其涵义根据上下文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商业和政府环境中，”agent”可能指的是经销商、职员或是某个组织的代表。在控制论和信息科技领域，这一概念则常用于描述具备一定自主性的机器人、计算机程序或其他类型的自动化设备，这些”agent”能够根据设计的算法独立执行任务。更进一步，在法律领域，”agent”一词被赋予了更为宽泛的定义，它可能指代任何具有法律行为能力的实体，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
在本文中，”agents”一词的使用与它在化学中的意义更为接近，指的是那些能够引发或促成某种特定反应或变化的实体。这种用法源自于中世纪的炼金术，当时的实践者们探究物质世界的秘密，尝试通过各种实验和仪式来转化或提炼物质。在这样的背景下，”agent”被视为一种具有目的性的自我组织系统，它不仅能够影响其他系统或物质，而且其行为是为了达成某种预设的目标。此概念强调了”agent”（在此译为“媒介”）与活动、自主性和目的性的紧密联系。例如，在化学反应中，催化剂就是一种”chemical agent”，它能够加速化学反应的速率，而自身不被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催化剂就像是一种“媒介”，它影响着反应的进程，使得反应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
我们可以把媒介看为具有特定目的（objects）的系统，该系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意义或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被嵌入在其行动（acts）之中。在我们的公理认知框架下，这个系统的行动和目的可以设计为桥接（bridging）叙事或价值体验的内容，从而在更大范围内让该叙事变得有意义或增加价值体验的正反馈。这种意义的增强和价值的提升为那些在身份认同上感到困惑的人们提供了治疗、滋养、启发、教育、提醒、安慰和完整性的体验。这不仅涵盖了物质层面的生活，也包括了由于歧视、辱骂、偏见和剥削而受到伤害的精神层面的生活。
桥接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叙事中，还扩展到了符号系统之间的融合。这里的桥接是为了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符号系统或集群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层，以帮助传递、解释和翻译信息。整个桥接过程，涉及对两个或多个不同系统的深入理解，并试图找到一个可以在两者之间共享的“共同叙事”。这里的两个系统，特指的是由理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和由多重身份者构成的集群；而多个系统是指各种持有不同认知符号系统的子集群。 对于这些系统或集群，桥接的意义可以由适应性的角度加以论述。适应性主要包括两点，对目前整体环境的拟合能力，和对未来环境的判断能力。比如，桥接可以是对两种或多种记忆体验合并在一起，使其在心理上变得难以区分。这可能是有意识地实践，如将多种记忆体验转换成一个连贯的事件，或是无意识地混合叙述多个事件。（注：这种桥接方式往往需要持续的迭代；因为转换工作可能需要多次修订，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发现更好的方法来解释或转换某些记忆符号。）
对于那些在寻找身份认同的个体而言，媒介的角色并不局限于“自我”（即迷茫者所在的群体）或“他者”（代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实体）之间的传统划分。相反，它存在于一个独特的领域，一个既不属于传统的“我”也不属于“他者”的散漫的第三空间。这个空间不受既有身份边界的限制，也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因而提供了一个无法用传统标准衡量准确性的创造性领域。
在这个散漫的空间（discursive space）里，个体不受传统角色或预期的束缚，能够自由探索和表达多样化的价值观和意义。这种空间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为创造力提供了土壤，使得新的信仰、信念和道德表达方式得以诞生和发展。这不仅有助于身份认同的多样性，也促进了个体与社会之间更为动态和复杂的互动。
例如，在现代艺术领域，艺术家常常利用类似“散漫空间”的概念来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他们可能既不完全遵循传统艺术规范，也不完全屈从于现代主流审美，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艺术创作形式往往能够引发观众对身份、文化和社会规范的深层思考，从而促进了社会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接受。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作品和观众共同参与了一场超越传统身份认同和社会结构的对话，展现了媒介在探索和表达个体与集体经验中的无限可能性。
然而，艺术中语言或绘画这样的复杂的符号系统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它们不仅富含对地域和历史时期特有的主观和客观解读，而且在不同文化或子文化间的转译和转换过程中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要求作为传递者的媒介必须具备独特的能力，能够准确地捕捉、解释并再现符号所承载的多重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艺术媒介（Artistic Agents - AA）单独提出。
对于AA而言，其核心能力在于如何将个体或群体的经验、情感状态（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译解并转化为具有深度的“符号和迹象”（此后简称“符迹”），换言之，就是赋予这些身份符号以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这种转化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整合叙事，而需要一种“产生差异的影响”，它要求媒介能够敏锐地感知和识别在各种叙事中微妙的差异，并通过内在的认知机制来解读这些差异。这些媒介专用的认知方式需要AA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目的是为了辨识并强化那些有助于身份构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符迹不再是一种单一的表征（representation）工具，而是AA用来调节其目标导向活动的重要手段。
比如，当AA试图探讨整体对于局部集群身份的影响时，它们需要会选择结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符迹。在这个过程中，AA不仅需要捕捉每种局部文化中符迹的独特性，还需要创造出某种新的表征工具来够跨越文化界限，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都能产生共鸣。这种基于媒介的新方法强调了功能、自主性和目标导向性的重要性，它将AA和集群之间的互动提升到了一个深层次的认知和情感交流层面。
对于身份迷茫者来说，符迹同时还赋予AA某种信任和保密性的框架。这种保密性可以让成员感到他们的身份和对集群的贡献会受到尊重并得到妥善保护。在这个框架下，符迹确保了参与者的个人经历、感受以及对集体的投入在一个被尊重和保护的空间中得到分享。这不仅增强了成员间的信任，还加深了他们对AA的依赖和认同。这种保密和信任框架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成员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宗教告解的安全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可以自由地、没有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故事，分享未经筛选的想法和感受，同时接收来自集体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性的反馈。这种开放和包容的却又注重保密性的交流方式有助于塑造一个团结互助的社区，让其成员深切地感受到归属和被理解的温暖。
这种保密性要求AA需要具有某种不容易被外部所观测的性质。隐秘性和深度信任的环境也意味着AA必须制定严格的隐私政策和准则，以防外部的侵扰和影响，保护成员的精神空间，减少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并维护这种独特交流方式的纯粹性和效力。这种对隐私和信任的高度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些宗教或哲学体系中所倡导的观念相吻合。例如，在基督教中，圣灵（Holy Spirit or Ruach or Pneuma）被视为一种神秘而超自然的媒介（supernatural agents），它们作为“媒介”不仅介入并影响着人类世界的事件，但是这种介入是出于某种无法言喻的神圣的目的或意愿，其存在和工作也往往不为外人所知或理解。
媒介的特点
媒介与体制（institution）是有所不同的。体制，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体现，其运作和演变必须遵循既定的法规框架，以确保其行为模式与法律规定相协调。这种依赖规则的模式固化了体制的行为，限制了其灵活性和自发性。与此相对，媒介展现了一种不完全理性结构的复杂性，拥有体制所缺乏的自主性、目标导向性以及对符迹的敏感反应能力。这些附加属性赋予媒介以不同寻常的行为复杂性，其行为的产生并不总是遵循线性或可预测的因果逻辑。实际上，媒介中许多根本性的动因隐藏在深层的、相互关联的事件链中，这些事件链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以至于无法重构动因的全貌。而这种无法全面观测的事件链形成了自我增强的反馈循环，使得媒介的行为在实验条件下难以复制或完全预测。
媒介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它能够主动地寻求目标的实现，并对环境变化做出敏捷的反应。这种自我管理的特质不仅证明了媒介系统的自主性，也显示了其适应性，即该系统能够根据环境的变迁进行自我调整和演化。此外，这种自我调节和适应性不仅限于应对当前的环境挑战，还表现在系统整体演化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媒介的谱系（system of a “family” tree）在进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增强其自主性和复杂性，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条件下保持其行动和生存能力。
例如，在生物学领域，动物的迁徙行为可以视为一种由“媒介”引导的活动。这里的媒介是集群中的负责迁徙行动的参与者。这些动物不受严格的“体制”规则约束，而是根据环境条件（如气候和食物来源）的变化，通过内在的、复杂的生物本能和学习行为，进行长途的迁徙。在这一过程中，它们表现出的自主性和适应性是为了生存和繁衍，这种复杂的行为模式和反应能力是传统的“体制”结构所不具备的。
在社会领域，媒介在动态中扮演的角色也远超体制所局限的演化功能。它在个人叙事与广泛的社会叙事之间建立了一种关键联系，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还需要策略性的思考和敏感性。个人的故事和经验在被分享和汇总的同时，可能会揭示出社会层面上更广泛、更深层的模式和问题。这些宏观视角可能是被个体忽略或未曾意识到的，但对整个社会的自我认知和进步至关重要。媒介在此过程中必须表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和审慎性，才能成功地充当“叙事大使”或中介人。这意味着媒介需要有能力在不泄露个体身份和敏感信息的情况下，将这些分散的、个体化的叙事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对话。这一转化过程不仅仅是对信息的简单搬运或存储，更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催化作用，通过这些叙事触发更广泛的公众讨论，引发集体意识和社会变革。
因此，媒介需要在个体和集群之间以及集群与集群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它需要保护个体在叙事中的安全性和隐私，同时确保这些叙事的价值不会因过度的保护而变得单一和平淡。这种平衡的实现依赖于媒介自我组织的能力，使其能在保护和普及之间自主地调整。也就是说，媒介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个体与集群、集群与集群之间互动的调节器。这意味着媒介的作用不仅局限于传递信息，还包括明确划分不同社会集群之间的边界（boundary）。
边界与象征
边界在这里不仅是一种分隔线，更是一种维系内部成员、保护他们免受外部干扰的屏障，其作用就像细胞膜在生命起源时所做的那样，形成了一个分界，区分了内部和外部。这些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需要动态更新，以保持内部的稳定或适应新的社会情境。
比如，在个体和群体的认同感形成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界定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自我探索和认知的过程帮助个体和子集群确定他们在更广泛社会环境中的位置。通过内部信念（认同于自我的观念）和外部信念（来自外部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影响）的区分，子集群逐渐提升了自身的辨识能力。
我们也可以将边界形成这一自我组织过程看为“集群化”（setify）的一个结果。集群化是个体将自己的潜意识与集体的潜意识整合进集体意识的过程。这一整合一方面将集体种众多形象不一的身份叙事从幕后引入台前，同时把这些叙事从个体原本所受的各种社会暗示力量中剥离出来。在集群化的过程中，个体的身份特征和内在组成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映射到集体的象征符号上。集群化不仅定义了子集群内部的同一性，也界定了它与其他集群的差异，从而形成边界。边界帮助各个子集群了解自己与他者的相似之处和差异，既强化了内部的身份认同，也促进了对外部多样性的理解和接纳。
上述边界形成中的整合实践主要依赖于子群内部对各种事物和关系概念的共同理解。对于启发式的认知系统来说，这种理解过程常常依赖于比喻或隐喻等象征性的手段。这种方法通过将新的、独特的集群经验与更广泛认知的、跨越不同集群的概念联系起来，运用象征性的桥梁，以帮助解释和塑造这些经验。当多个子集群都没有与某个概念完全匹配的叙事或表达时，媒介就有动力自发创建新的符迹来代表这个概念，然后在各自的系统中解释它。这种新的、依赖于经验基础（experiential base）的符迹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新的边界表征（boundary representation）的一部分。
多重身份的人往往接受并内化了多种互相竞争甚至矛盾的价值观。哪一种价值观被置于优先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自身的价值体验。通过对这些体验进行排序，个体便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经验基础，这一基础进一步塑造了他们解读自身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方式。在此背景下，身份迷茫者或处于文化交叉点的个体面临的挑战在于，他们拥有某些与主流文化相冲突或不相交的重要经验基础。为了解释价值观（及其象征）之间的这种冲突，AA必须在不同的群体中找到使用这些价值观和象征的经验基础，并赋予这些经验基础不同的优先级，然后据此构建新的、可以被接受的象征或叙事。
子群集文化中最优先或最基本的价值观应该与该文化中最基本概念的象征结构相一致。尝试想象一些宗教文化浓郁的子集群，在些集群中，传统的、物质的概念可能会被更抽象的理念所取代。特定的宗教经验基础会让信众不把“媒介”视为有形的系统，而是视为他们所熟悉的无形的、不可捉摸的力量或能量，涉及与某种超越现实（上帝或宇宙的基本原理）的联结，比如，圣灵与气（Qi or Chi）。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媒介”不再是处理叙事的具象系统，而是被理解为一种隐喻，是个体与更高层次现实之间的桥梁。这种行为——即用圣灵与气去解释“媒介”这个概念——就是用象征的符迹来勾勒集群的边界。它有助于用一种熟悉的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新事物。
在探索象征性概念如何塑造和反映集群的边界时，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些概念在不同文化和宗教语境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象征概念界定的边界并非刚性而清晰，而是充满了流动性和模糊性，这种特性体现在它们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的诠释和理解上。例如，尽管“媒介”、“圣灵”和“气”的概念都围绕着某种难以捉摸但却具目的论（teleology）特质的力量，它们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中的具体含义和应用却大相径庭。在基督教传统中，圣灵被认为是三位一体的一部分，具有神圣的意识和目的，直接影响信徒的生活。相对的，在许多东方哲学体系中，如道教和佛教， “气”被视为宇宙的基本能量，一种无处不在但中性的力量，支配着生命和自然界，而与超验的意志或意识无关。
更进一步，即使是在相似的文化或宗教背景下，对这些象征性概念的理解也可能因派别（即子集群）不同而产生微妙的差异。拿基督教内部的差异来说，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在圣灵来源的教义上就有分歧。东正教根据尼西亚信经（ Nicene Creed），坚持认为圣灵仅“出自”圣父（the Father）；而罗马天主教接受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Nicene-Constantinople Creed）的“filioque”条款，相信圣灵同时“出自”圣父和圣子（the Son）。这种在教义上的微妙差异反映了相同象征概念在不同子集群中可能产生的截然不同的诠释。这些差异不仅揭示了象征概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凸显了由符迹所界定的边界认同的流动性和多变性。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子集群之间的界限和身份认同。而这些界限和认同又往往是基于对这些象征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应用。因此，当价值观和信仰发生冲突时，相关的象征概念也会产生分歧，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不同子集群之间的边界。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概念的变化性和多样性允许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集群以独特的方式构建、理解、实施和探讨同一个抽象概念。在这里，象征结构的方便了不同集群之间研究如何让它们对沟通、争论和分歧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在这种模糊的概念边界上，“媒介”不再是一个固定或单一意义的术语，而是一个可以通过不同文化镜头来重新解释的灵活概念。例如，在基督教传统中，“圣灵”经常与引导、启发和连接相关联，被视为信徒与神圣的纽带；而在东方哲学，“气”则被视为维系着宇宙的和谐并贯穿一切存在。通过将“媒介”概念与“圣灵”或“气”等文化象征性概念相关联，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找到共鸣，从而促进对话和理解。这种方法强调了使用文化上熟悉的象征性构造来桥接理解差距的重要性，从而允许来自不同传统的个体和群体在保持自己独特身份的同时，探索新的沟通和理解方式。
综上所述，“媒介”通过策略性地组织和编织一套相互关联的符迹概念系统，来界定和构建不同子集群之间的边界。这些系统不是孤立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局部经验基础之中，从而确保了其对于特定集群的文化共鸣和认同感。在边界的形成中，AA运用象征性语言和符迹来将这些地方性的经验基础编码，并将其构建进集群的边界表征之中。这种策略性的艺术构造不仅描绘了不同认知领域之间的分界线，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这些边界的可渗透性、可交互性和重新诠释性。在跨越由AA塑造的不同子集群的边界时，符迹成为一种“通行证”，允许概念在不同的集群或认知边界之间转移，同时又能保留各自的特色和意义。AA所界定的边界在这里呈现为一种动态、流动的状态，而非固定不变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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