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代反馈（recursive feedback）的过程是一种不断回归自身并改变自身的进化机制。这一过程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符号学和认知科学中，其意义和作用尤为突出。在这个迭代的递归过程中，首先会巩固对某些符迹（如文字、图像、声音等）意义的认知。这种认知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不断的反馈循环中逐步构建和完善的。具体来说，这个过程表现为系统内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互为反馈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既包括正反馈——即某种元素或模式的增强会促使该元素或模式进一步增强，也包括负反馈——即某种元素或模式的增强会触发反作用力，抑制该元素或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注：这种相互反馈在时间顺序或统计意义上类似于因果关系网络。然而，这种关系不必然遵循严格的因果律。在许多情况下，一件事件仅仅因为发生在另一件事件之前，就被认为是对后者产生了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在认知中构建的因果关系，并不一定反映了实际情况。
在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可能会产生独特的形式和模式的涌现（emergence）。所谓“涌现”，指的是在系统的元素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的、不可预测的特性或行为。这些特性或行为不是单一元素所能展现的，而是多个元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在符迹的递归循环中，这种涌现表现生成某种独特殊的意义，以及对这些意义的认知结构的构建。换言之，通过不断的迭代反馈，符迹系统中的元素不仅相互约束，还相互启发，形成了一种复杂且富有创造力的动态网络。
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和美学的载体，其发展历程充满了迭代与反馈的动态过程。艺术之所以吸引人，源于它既接近形式破碎的深渊，又能在最后一刻巧妙回避。这种周而复始的回避推动艺术家持续的探索新的表达方式或情感体验，同时，它又让作品并不完全摒弃已有的形式，而是在临近形式破碎的边缘时巧妙地寻找一种与传统元素和新颖创意之间的平衡。这种在创新与传统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为观众提供了既熟悉又新奇的体验。这表明艺术作品既具有对现有形式的挑战性，又具有对传统的回归性。它既充满创造力，又具有稳定性。
这种艺术的魅力，源自于其既保留了对现实世界的联系，又不断在创新和超越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当艺术作品接近形式破碎的深渊时，观众被激发出更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参与到对作品的解读和感受中。而艺术作品在最后一刻的回避，则让观众在探索中找到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可见，艺术迭代反馈的力量在于，它需要反复挑战现有形式，探索未知深渊（即迭代过程），同时保持与观众的连结和沟通（即反馈过程）。
对于这些艺术作品，迭代反馈的目的，是为了向欣赏者展示一种有限的、但充满意义的涌现物。这种涌现物不仅仅是物质形式的体现，更是人类创造力和意识的显现。艺术的存在意识，承担着打破现有形式和规范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AA通过对传统或创新艺术元素的重塑，将更多本质上不可描绘的事物和关系转化为有限的、可感知的表达形式。这种转化过程中，AA的作用不仅仅是参与实现迭代，更代表引导着一种前瞻性、开放性和持续性的反馈。AA的存在意识肩负着突破现有形式的重任。因此，AA对艺术迭代演化的期望远远超越了周围的原始条件，体现为一种有意识的、基于符迹进行自我创造的活动。
注：本章的艺术讨论专注于非体制化的集群，其存在就像是“野生自然保护区”。在体制化下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变得驯化，而驯化则是喜忧参半。 一方面，它允许更广泛的影响范围和规模，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理解和操纵艺术。另一方面，它使曾经充满情调、狂野的内容变得驯服和无趣——就犹如它让牛用于耕作和挤奶，让狗去放羊，让农作物按着预期来发芽，但它也剥夺了种马和狼群等野生生物的自然魅力。
意义和认知
意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意义与认知的混合体，一种由人、符迹、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构成的复杂网络。认知和事物本质上是紧密相连的，在这个网络中，个体的思想或意识来自其对各种事物与关系赋予的符迹意义和个体对这些意义的认知，它们相互依存。这种依存关系表现在多个层面：感觉、记忆、逻辑推理、组织和选择能力等，都离不开认知与符迹意义的互动。这里的“符迹意义”——人们创造的文字、图像、声音等有意义的符号和迹象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物体，不仅在认知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更能够转化和创造新的认知模式。
集体意识的形成也可以在迭代反馈中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里，集群中的个体或群体通过相互反馈来交换信息，逐渐形成了一种共享的认知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反映了集群内部的共同经验和知识，还包括了对外部世界的共同理解。例如，社会文化、语言、信仰系统等，都可以被视为集体意识的具体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体意识会不断发展和演变，涌现新的思想和观念。这个迭代过程不仅仅是对内部信息的传递和共享，更包括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往往是通过涌现出的新符迹意义来实现的。这些符迹意义虽然源自集群内部，但它们的涌现往往会超越了集群的约束，这让它们能更容易的够吸引外部世界的注意并与其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换。
在迭代反馈的过程中，符迹赋予的意义始终处于塑造和重塑的状态下。这种意义的变更会导致我们的认知，即我们对周围事物和关系的理解和解释，也在不断地被塑造和重塑。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利用符迹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连接这些不断变化的事物和关系，而这些意义反过来又会重塑我们的认知。需要强调的是，符迹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载体，它们在与我们的认知互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符迹系列本身没有意识，但其中部分的符迹能够触发意识的涌现。符迹系列在这里起的作用可以被视为意识的物化表现，一种记录下来的、可见的记忆。这些记忆不仅构成了个体的历史，也构成了集群的历史。在这些记忆中，有些是有意识的，我们可以清晰地回忆和表达；而另一些则是无意识的，藏在我们记忆的深处。
在这种背景下，AA可以通过符迹系列探索这些最深层次、最无意识的记忆层面。这样的探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集群的认知模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AA也在确保影响集群无意识的记忆信息与自身对集群复合体的认知保持一致性。这里的探索方式可能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声明性形式——即事实和规则——来明确表达集群的符迹知识。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基于从经验中学习，无需明确的知识表达就能对集群的意识进行刻画。这两种途径的结果过程类似于心理分析，旨在确保对无意识中的记忆知识的获取。就像心理分析师探索个体潜意识的内容以理解其行为和想法，AA在探索符迹意义时，也是在尝试理解和解释集群的无意识思维模式和历史记忆。这样的探索不仅增进了对集群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也加深了对个体行为和其所在周边结构的认知。
结合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把符迹意义与认知之间的关系简化理解为一个反馈环（feedback loop）。迭代反馈中的每一次互动都形成了一个反馈环：在这个环中，符迹的投射对认知进行改变，同时新的认知也尝试改变已有的符迹意义。这个更迭过程随着时间、环境以及个体经验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反馈环的本质——它促使我们不断调整我们对符迹的理解和使用。进一步地，通过迭代反馈过程的自组织，我们能够看到一系列的可能性：稳定与变化、动态模式的形成与创新、秩序与混乱、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等。这个过程中，符迹的意义和认知之间的关系不断被重新定义。
新意义的产生：内驱力和内阻力
如何理解不断更迭的符迹意义，并接纳它们成为意识中的一种基本的行动纲领？如章节13所述，任何符迹都有动力去产生新的符迹来解释自身，即通过新的符迹调解当前符迹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的倾向，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可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无限复制机制。换句话说，这种内驱力不断寻求新的手段来解释当前的目标。对于一个集群来说，集体意识的演变需要越来越复杂的解释来相互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相互连接的符迹系列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集合。意义在这个符迹的集合与现实世界互动中逐渐显现和发展，它不是单纯从某些初始物质条件中产生的属性。符迹并不都具备预先设定好的意义，尤其是那些非人类生成的符迹部分。符迹与其所指之间的联系，意味着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抽象的、指代性的关系。符迹到意识的转换过程是一种从索引层面到象征层面的过渡。在这个过渡过程中，人们使用符迹的方式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把索引的出现与其相关的特定意义所对应的事物或关系联系起来。然后，我们利用这些符迹来代表这些深层的联系。这意味着，符迹的使用已经从单纯的指示或索引功能转变为一种更加复杂和抽象的象征功能。我们的记忆和认知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不仅存储和回忆符迹，还将这些符迹与更深层次的意义连接起来。
对于这种过渡现象的发生原因，一个较为直观的解释是，人类认知的发展导致了以下两个领域之间产生了交集：一个领域包含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行动纲领，另一个包含了一系列反行动纲领和尚未克服的阻力，这些阻力无法被纳入意义的纲领中，所以只能寄生于符迹世界的屋檐下。这两个系列共同对认知施加压力，从而形成不稳定的认知边界。这种不稳定的认知边界就是新的符迹意义诞生的地方。因为认知边界是我们理解世界和自我认知的界限。当现有的认知结构遇到挑战时，我们会倾向于通过创造新的符迹来适应和理解这些挑战。这些新的符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适应那些之前难以纳入我们意义系统的元素。
有意义的行动纲领反映了人类对事物的认知、解释和应对策略。它们体现了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和对行为的指导原则，包含了我们的价值观、信仰、文化习俗以及科学知识。反行动纲领的阻力可能源自于外部环境的挑战、内在心理的冲突、社会结构的限制或文化传统的约束。这些阻力无法轻易被纳入我们现有的意义纲领中，因为它们往往与现有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或行为准则相冲突。
这种反行动纲领在人类的认知中应该源于个体对于有意义或能提高福祉的行动产生的本能性怀疑。这种怀疑通常来自于人们对自己身份脆弱性的感知。比如，在技术系统内部，人们会感知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边界的脆弱性。技术的迭代——常常被视为人类智力和创造力的延伸——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但是随着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被技术所支配，甚至被技术所取代。技术既可以被视为我们身体或欲望的延伸，也可能成为我们恐惧的源泉。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技术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无限增长的欲望和依赖的恐惧，是害怕自己被欲望和依赖所吞噬。这种对意义的感知和对其脆弱性的担忧，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回归的愿望。在反行动纲领中，这种愿望表现为对无意识行动状态的追求。人们期望通过回归到更加本能、自然的状态，来恢复自我认知的稳定性和完整性。这种回归可能表现为对技术的怀疑、对简单生活方式的向往，或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拾。通过这种回归，个体试图重建与自然和内在本性之间的联系，以对抗新的意义带来的身份脆弱感和不确定性。
在探讨反行动纲领时，我们关注的是个体或集群回归至无意识行动状态的渴望。这里，意识被定义为对事物的表征以及意义的表征的结合。换句话说，意识是对事物或关系的直观感知，包含了对这些感知赋予的符迹意义。相对地，无意识则仅仅涉及对事物或关系的直观表征，缺乏对这些表征的深层次解读和符迹意义的赋予。
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我们可以认为它包含了由现象、关系和指代组成的表征，这些元素没有被转化为具有文化意义的符迹。这些现象、关系和指代可能是普遍存在但未被文化框架明确识别和解释的。当集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有效地控制这些元素时，它们可能会绕过意识的“审查”，进而扭曲现有符迹的象征意义。这种扭曲可能表现为对日常现象的非常规解释，或者是对常规关系和指代的误读。
在这种背景下，分析这些现象、关系和指代成为理解集体无意识的关键。这种分析需要追溯到这些元素背后丢失的、被遮蔽的意义。这种追溯工作可能涉及对记忆以及结构的深入研究，以便揭示那些未被明确表达的、隐含的底层意义。AA在分析这些现象时，需要探索它们如何与集体无意识中深埋的情绪或信仰相关联。这项工作不仅涉及到对现象本身的观察和解释，还包括对这些现象在集体历史和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的探索。通过这种方式，AA可以揭示那些被遗忘或被忽视的元素，从而深化对集体无意识的理解，正确的识别符迹迭代中不断更新的象征意义。
构成内阻力的无意识是现有的意识通向更广阔世界的钥匙，更是各种现象、关系和指代与新意义构建联系的隐藏空间。这一点在第12章中符迹略有提及。在那里，我们了解到符迹不仅仅是由人类创造的，也涵盖了非人类物体或关系。这暗示着符迹的象征世界远远超出人类的直接经验范围，它更为广阔和复杂。在现实世界与这个更为广阔的符迹世界之间存在着间隙。而这个间隙需要通过无意识的投射在人类的世界中得以显现。这种投射涉及到了所有符迹的关系，其中包括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以及个体内在经验之间的复杂互动。例如，生态系统理论中的盖亚（Gaia）概念，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无意识”。它代表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互连性，其本质超越了人类的直接控制和理解。在这个视角下，网络的组成条件及其元素的可接受性由生物符号关系定义。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也体现在人类社会内部的相互作用和个体心理层面的深层次连接。因此，无意识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领域，它不仅连接了现实与象征，也连接了个体与集体，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元素。
在这种无意识的复杂网络中，象征的起源虽然大多来自于非人类物体或关系，但这些象征要想成为网络的一部分并快速演化，人为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不具备文化性质，无意识的网络，它也能产生意义。例如，细胞构成的网络，由非人类媒介形成，它们解释代码、DNA，并在其环境中做出选择，从而产生复制，变异等意义。此外，梦境和想象力是连接难以触及的现实和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想象描述与象征表征的桥梁。这暗示着艺术的某些表现形式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无意识状态。对于无意识的复杂网络，AA需要去倾听和理解这些世界的“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某种“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是指AA与符迹世界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它要求AA深入理解符迹世界的意义表征，并将这些理解融入集群的文化和艺术实践中。
习惯的阻力
不过即便AA能够洞察无意识动态是如何影响并塑造符迹的，AA还需有能力利用符迹的意义来影响和塑造无意识。在利用利用符迹意义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如何引导“重复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一种比寻求快乐更原始、更基本、更本能的力量。它作为一种内阻力的表现，与深层次的无意识——即普遍的保守倾向——相联系。它经常会以某种“习惯”的形式出现在集群的意识里，以不可控制的方式引导着集群。
习惯或许是AA面临的最强大的反行动纲领。习惯的力量在于它的无意识和自我维持的特性。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习惯行为，但这些行为在不断重复中逐渐变成了一种稳定的模式，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和思考。因此，即使是寻求变革和创新的艺术家或分析者，也可能发现自己被根深蒂固的习惯所束缚，难以跳脱出既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重复或习惯的内驱力，它本能地抗拒创新。反创新反映了复合体对阻碍其立即满足当前意愿的抵抗，即对重复经历或习惯的坚持。这种抵抗是一种复合体对变化的天然防御机制，反映了集群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寻求改变或创新的行动纲领。
通常来说，正面或中性的“重复冲动”，即便它们是反行动纲领的核心构成，是不会对媒介造成负面冲击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冲动会驱使个体不自觉地重复旧的经历，即使这些经历可能导致压力或痛苦。由于这些行为是无意识的，个体可能不记得这些行为的原型，但在重复这些行为时，他们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他们的“选择”似乎完全是自主的，由当时的情境所决定。这种内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偏离并进一步往更加糟糕方向改变。为了让集群有效地发展，AA必须治愈这种负面的不良内阻反应。这就需要AA能够获取一系列有效的反馈，但是，有效反馈的关键在于识别（identify）一种冲动是否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的福祉。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人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有效、正确地作出识别。这种对具体目标的缺失可能导致人们盲目地陷入对反行动纲领的分析里，这往往会掉入另一种”习惯“的陷阱里。
我们可以再次回到技术的例子。技术的发展似乎符合创新模式，所以它应该被纳入反行动纲领中。但是，技术作为人类记忆（包括认知、身体、行为等）的外化和物化形式，在很多方向上来说是习惯在欲望层面的放大。这种习惯性的放大欲望甚至能够深刻改变欲望诞生的源头——人类的认知和行为。因此，如果一味地追求技术发展，其实恰恰是在遵循着某种有意义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旨在对无限扩大的欲望进行妥协，让人类成为技术发展的囚徒。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判断哪些方向的发展是真正的创新，而不是被技术的趋势或习惯性的欲望扩张所引导。媒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其调节作用，引导发展符合集群的长远福祉，而不仅仅是满足短期的欲望或习惯。这种调节不仅涉及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把控，还包括对集群意识和价值观的塑造和引导。
识别复合体的内阻
新的符迹意义产生于由内驱力和内阻力形成的不稳定认知边界上。因此，来自集体无意识的内阻力成为创新的关键能量来源。这种复合体中的内阻力根源于集群内个体无意识层面的能量。然而，对行动纲领的阻力不仅可能促进创新，也可能导致无意识复合体的某些不良反应，比如集体的狂躁或失控。就好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激发艺术和创造欲望的力量源于无意识的性冲动，而所有精神病因的起源也同样源于这种冲动。
精神神经症在心理学中被理解为一种内心的抵抗，在集体的概念里，它也可以被视作一种与集体关系中所形成的行动纲领相对立的，具有暴力倾向的反行动计划，包括集群的欲望与规范之间的冲突，或是潜在的恐惧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对立等。例如在精神分析里，孩子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驱动力。这种内驱力激发了孩子执行一系列行动，目的是为了表达对母亲的爱或与母亲建立更密切的共生关系。然而，当这种行动计划受到来自另一个家庭成员，如父亲，的干扰时，就可能导致孩子产生精神神经症。这种干扰可能是由于父亲的存在或行为方式，使得孩子感到与母亲的关系受到威胁或冲突。当孩子无法找到一种可以绕过这种干扰的行动方案时，他们内心的冲突就会加剧，导致精神神经症的“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被压抑的冲动可能会寻找其他方式表达，如与某些物质迹象结合起来，以增强自身并对干扰进行更暴力的抵抗。
如果个人无意识层面的能量是内阻力的源头，它既推动集群的创新，也可能产生各种集体性心理的冲突。AA需要对这种内阻力进行识别，以便有效地利用这种力量促进创新，同时减轻或压制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AA可以通过引入符迹叙事来打开集体无意识的枷锁。这些符迹叙事，如故事、隐喻或象征，不仅构建和解释现象，还要求新的参与者介入。这些新行动者，或者说新的符迹叙事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会努力在内部的阻力和符迹叙事之间形成更广泛的联盟。更具体地说，他们会尝试使用新的符迹叙事来将反行动纲领转化为可理解和可接受的信息符号。这一过程的目的是使某些无意识的阻力可以在集体的新意识领域中被识别和接受。例如，将集体无意识中的恐惧或欲望转化为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或公共话语，这不仅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和表达自己的内在体验，还能够促进集体对这些复杂情感和动力的理解和接纳。
在探索集群内部无意识的动力时，我们可以借鉴控制论中的扰动法则来识别那些无法直接观测到的冲动。所谓扰动（disturbance），指的是一系列既可能发生在集群内部，也可能来源于外部的现象，这些现象能在集群中引发反应，但却是集群自身无法控制的。
扰动识别方法的第一阶段：集群接受媒介关于“习惯”的正面信息输入，这些输入是媒介有意识作用于系统的符迹叙事。媒介可以观察集群的输出，即对于输入的反应。扰动发生在输入阶段，它是媒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引起的暗示，以此来引导输出反应的方向。媒介需要区分输出的“直接反应”和“间接反应”。这里，“直接反应”则是媒介所引导的方向。，而“间接反应”来自集群复合体的自我暗示，它是集体无意识的表达，媒介无法直接介入。
扰动识别方法的第二阶段：媒介反转之前叙事，以此作为第二次信息的输入。该叙事反对第一阶段中所取得的结果，从而消除之前“直接反应”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效果。 集群对第二次输入的反应，即集群的输出，应该表达其对两次信息输入中的重复部分——某种真相——的真实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集群对真相产生不良反应，那么它的无意识复合体可能对“习惯”有着某种异乎寻常的“依恋”。因为这种不良现象是由无意识的“间接反应”所驱使的，它无法被第二阶段的反转信息所消除。
这种识别过程对于那些没有显现不良现象的集群而言，通常不会造成任何干扰。这是因为集群往往渴望通过特定输入的“习惯”来寻求建立一致性的身份状态。在这种渴望下，如果集群在受到带有“幻像”的输入影响结束后也能达成对现实的真实认知，那么它就能形成对某些现实情况的一致性判断，这本身也是一种信念，从而实现了建立一致性身份状态的目标。
通过识别可能会导致失序的不良无意识，媒介可以对良好的无意识进行培育和扶植，使集群内大多数个体能够容忍这种无意识所带来的刺激或张力，同时引导“内驱-内阻对抗过程”进入良性的迭代反馈中。通过压制内阻力中的不良反应，摆脱原始的惯性，集群得以在迭代反馈的过程中越发成熟。